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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文义而言，通信的载体显然并不限于书信、电报，因此，通信权这一概念应当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这三次分配的主体不同，三者不在同一个层次。魏敦友教授在二十年前从哲学的鱼塘蹦到法学的鱼塘，在二十年之后，又从法学的鱼塘蹦到哲学的鱼塘。

若抽离掉思想，而只是一棵芦草，人类存在的意义就和其它事物存在的意义无区别了。作为敦煌法学的主创人和倡议人，李功国先生的理论视野和学术关怀，或与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之间有着高度的契合之处，理解了敦煌法学，也就理解了以中国为根据，因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想象法治中国。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吕廷君教授。刘顺峰副教授对与会学人谈及的四个层面问题进行了强调：一、西方话语和中方话语。他指出，在哲学中法哲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基点，其他学科离不开哲学，哲学也离不开其他学科。

马克思是把法哲学的所有权关系（法权关系）当作生产关系来把握。周大伟教授以《人类法治文明与中国国情》为题作会议发言。因此，目的正当性的归属关涉法律规范体系的协调性，是一个必须认真加以讨论的问题。

但要将其归入诚信原则，还需要处理它与合理原则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的审判实践表明，不论民法、诉讼法还是行政法，我国司法机关已将目的不当作为认定滥用权利（力）的核心要件，将诚信原则作为认定滥用权利（力）的规范依据。[23]这种观点在一系列案例中也得到印证。德国的典型案例如2006年的Rasterfahndung案[41]和2007年的Kontostammdaten案。

如果公民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本意且不具有善意，就会构成知情权的滥用。不再仅强调对于法律的绝对服从，而是主张恶法非法;立法机关再也不能任意设定目的，行政机关的目的也不再完全由立法机关限定，行政机关可以自主设定自己的目的。

[21] 值得注意的是，温斯伯里原则与国内行政法学界所阐述的行政合理原则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的bona和fides分别表示善和信的意思。……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第164条规定：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55]蒋红珍，见前注[9]，第64页。[35]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选为公报案例刊载时，在其裁判摘要中指出：公民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滥用出资人权利造成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证明立法或者行政目的应当具有正当性，不等于证明应将目的正当性要求纳入比例原则，更不等于应将其作为第一个子原则。

（一）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审查功能的分化 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与行政裁量权及目的正当性要求相关的是对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行为的撤销制度。例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就明确地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作为行政裁量合理的一项基本指标。

[44]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86年的R.v. Oakes案[45]中确立了四个阶层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目的足够重要性原则。[15]参见周佑勇：论政府诚信的法治化构建, 《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第146-148页。

古罗马法诚信原则被表述为bona fides。[51]BVerf GE115, 320(345). [52]BVerf GE118, 168(193). [53]韦德等，见前注[22]，第281页。《民法总则》第7条和《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指导案例15号之裁判理由指出，当事人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相当。在目的设定方面，该不该设定某个目的，如何设定某个目的，立法者、行政者都享有广泛的裁量空间。[4]受此影响，国内行政法学界也开始倡导这种观点，并形成较大影响。

[81]国外的情形与我国也基本相同。实质法治不再单纯强调法的形式要素，转而主张形式要素应为实质正义服务。

比例原则之四阶理论的倡导者所讲的目的正当性不仅指行政目的，还包括立法目的，而行政合理原则和诚信原则的目的正当性则主要指行政目的。[64]周佑勇，见前注[61]，第40页。

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54] 综上可见，单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四阶理论中的独立位阶说提出的理由还稍显不足，论证任务还未完成。

例如崔建远指出：诚信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那么，英国人在评价行政裁量权的合理性时是不是根本不考虑行政目的的正当性，国内学者所讲的合理原则的目的正当性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实不然。[33]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13号（2019年）。不过，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观点，主张将目的正当性纳入比例原则，并将其作为第一个子原则，从而形成四个子原则。

而这一部分中，最得力的论据当属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几个判决。目的正当性既是对立法的要求，也是对行政的要求。

德国学者乐雪（P. Lerche）在该年发表的《逾越限度及宪法——以比例原则及必要性原则对立法者之拘束》一书中阐述了这一观点。第二，在英国，善意或目的正当性是判断行政裁量合理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与其他要求（如温斯伯里原则）一道成为判断行政裁量权行使适当与否的重要标准。

至于审查环节说，论者默认目的正当性入驻比例原则的正当性，只是在这一前提下对独立位阶说予以修正，且立论理由比较简单。而所谓与《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相当，即指构成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也就是构成权利滥用。

刘权认为，当代行政机关的立法日益增多，而这些立法普遍存在民主赤字的问题。[11]晚的如叶必丰在2008年所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认为严重不合理的考查因素包括不道德的动机、不相关的考虑、背离法律本来的目的以及专横武断和反复无常。[3]与此同时，四阶理论还得到其他国家一些学者的追捧。[52]这些判决的确显示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在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中，将目的正当性审查与比例原则紧密联接在一起。

在我国行政审判实践中，对行政相对人权利滥用和诉权滥用的认定也以目的不当为核心要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规范依据。在指导案例15号中，法院指出，本案三个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线模糊、人格混同，其中川交工贸公司承担所有关联公司的债务却无力清偿，又使其他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74]韦德等，见前注[22]，第286页。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善意或目的正当性首先是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要求，其次也是对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第三人等行政参与人的要求。

二阶理论认为，适当性原则无法充分且有效地制止过度侵犯人权的行为，只要进行必要性审查，就自然会进行适当性审查，必要的手段必然是可达成目的的最温和的手段。退一步讲，即便清楚地证明德国行政法已将行政目的正当性纳入比例原则，将其作为我国行政法的借鉴依据还应有一个本土化的论证过程，尤其是与诚实信用等原则的衔接问题，但作者没有考虑这一过程。